1990年，我们家里装了电话。我们都期待着不用去电话局、可以自己在家里打电话的美好生活。可是，电话虽然装上了，但却没有接通，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接通。等了一两个月以后，我的长辈觉得恐怕要给装电话的人送点礼才行。于是去送了一些礼，结果很快电话就接通了。

   电话接通的那个晚上，我们都很高兴。这跟那些长期生活在山区的人接通了照明用电后的心情应该差不多吧。

   那年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做了一个通讯录，留下了各自的联系方式。大部分人留下的都是通信的地址，而我除了留下地址以外，还留下了一个电话。我的一位高中就辍学开始做生意的同学，那时已经很有钱了，却只留下了一个传呼。

   传呼我是知道的。在北京的小区里，只有小区办公室有一部电话。接到电话，办公室里的大妈或大爷会出来，用扩音喇叭喊话：“二单元三门五零二户电话！”

   我很奇怪我这么有钱的一个同学，竟然也使用这种落后的通讯方式。

   后来，给这个同学打传呼，出乎我的意料，接电话的不是什么大爷、大妈，而是一个声音甜美的年轻女人。她听了我报出这个同学的传呼号后，也没有让我等她叫人，而是直接把电话扣下了。我正纳闷着，我的那个同学就打电话过来了，问是谁打他的传呼。

   原来传呼是这样的东西，跟大爷大妈没关系了。

   后来，我渐渐地看到有一些人在腰上别着一个黑色的小方块一样的东西，听说那就是传呼机，很贵，一个要一两千块钱，相当于我那时好几个月的工资。

   1994年，我到了律师事务所工作。我们的办公室主任给我配了一个传呼机。我感到非常高兴和激动。我把它装进裤兜里，想着回家好好研究一番怎么用。突然我感觉到这个机器震动了一下，我吓坏了，心想我把它弄坏了。我没有声张，假装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办公室主任感到很奇怪地问我说，他刚刚给我打了一个传呼，我的传呼机应该震动了，怎么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吗？我无言以对。

   在1994年的时候，拥有一部传呼机，也还是值得炫耀的事情。我像很多人一样，把它别在腰带上。那时我正在谈恋爱，非常愿意听见我的传呼机响起，那是我的女友在呼我。夜晚的时候，传呼机响起，同时还伴着红色的闪烁的灯光，让我感到无比温暖和兴奋。

   我一直用着这个传呼机。后来有了各种新型的传呼机，我也没有换，一种用着这种最老式的传呼机，直到我有了手机。

   在没有手机的时候，虽然我有传呼机，但自觉比起那些拥有手机的人，还要差一些。那时，人们是用通讯工具价值来评判人的高低贵贱的。手机代表着财富，而财富又代表着能力。有手机的人应该是有能力的人。在我的意识里，一部小小的手机会给人以崇高的光环，让我觉得拥有手机的人是成功的人，是让我尊重的、我不能企及的人。

   1997年的时候，我终于有了一部手机，也是办公室给我买的。在我想像中，手机比固定电话最大的好处，实际是可以以各种姿势打电话，可以躺在床上，跟朋友说最美妙的话语。这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然而当我真正拿着手机躺在床上打电话的时候，却感觉不怎么舒服。

   跟当年拥有传呼机一样，拥有手机也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不过，有了手机，我也并没有觉得我成了一个比原来更高明的人。跟传呼机一样，拥有手机的人后来也是越来越多，手机的价格也是越来越便宜，到现在，拥有一部手机早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手机已经不能带来什么光荣的感觉。我自己用的也都是款式很旧的手机，对于现在各种新型的游戏功能、网络功能没有多少兴趣。

   还有一件曾经让我对人刮目相看的商品，就是汽车。实际上，即便在今天，能拥有汽车的人也是经济状况相对好一些的人。不过，跟传呼机和手机的变化趋势一样，汽车也是越来越普及，拥有汽车渐渐地称为很平常的事情。这些曾经代表着财富的物质的东西，已经失去或将要失去它的象征意义。只有在短缺经济的时期，财富才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当以前的奢侈品普及开来以后，人们发现商品只是提供了一种方便，并没有改变人的品性。现在看起来，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这些东西，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不论是能力强的人还是能力弱的人。这些东西并不代表拥有它的人是怎样的，也不会让拥有它的人变得更高尚或更光荣。坐拥万贯家财的人可能只是个败家子，而清贫的人未必没有高洁的品格。财富和人格还是不相干的，东西是东西，人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