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没个官样——这是李金华以前的一位下属对李金华的最初印象。这位下属回忆，李金华担任审计署副审计长时，是副部级干部，按规定有专车，但上下班的时候，经常看到他独自一人溜溜达达。近4里地的距离，每天靠两条腿去量。有一天上班，半路上下起了小雨，看到金华先生在前面奔跑着，这位下属紧蹬几步追上了他，招呼他坐在车后面。他一边道着谢，一边上了自行车。至此才知道是因为住所与单位近，专车被他拒绝了。下属慨叹：有专车不坐，坐二手的“28”飞鸽，真没有官样！（据3月28日《中国青年报》）

　　按照世俗的“审美”标准，人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当官就一定要有“官样”。没想到，官至部长级的李金华却不信这一套，偏偏毫无“官样”。但令人欣慰和“惊奇”的是，李金华越是没有“官样”，官却做得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副国级”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由此看来，随着人们“官念”的更新，“官样”对于当官似乎并不重要，越是没有“官样”，越能得到党和人民的肯定和赞赏。

　　说白了，李金华没有“官样”，就是在做个“不像官的官”，不把自己作为一个“官”来看待，“混同于”一般百姓。他深知，作为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其实质是人民的公仆，职责是为老百姓服务和谋利益。不拿自己当个“官”，毫无“官样”，是因为他深知责任重大，只能铺下身子做人民的“老黄牛”，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埋头苦干，不搞特殊，把心思全部用在为党和人民工作上，而忘记了自己还是个有权有势的“官”。其实，没有“官样”只是李金华的一种外在表现，他多年来在审计岗位上认真履行职责，依法办事，把个人利益置之度外，不怕得罪人，不怕丢官，查处了大量违法违纪案件，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则是他没有“官样”的更深层次的表现。因为倘若太在乎“官样”，就会把当官、保官看得很重，害怕失去头顶上的乌纱，继而影响履行职责和公正无私地工作，也就不会取得显著的政绩。

　　那么，“官样”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想必大家有目共睹，司空见惯。有些领导者可谓“官样”十足，他们出必坐高级轿车，且一人一辆，哪怕只有很短的路程；入必进高级宾馆、高档歌舞迪厅，并要有随从、小姐陪同，其乐融融；下基层警车开道，前呼后拥，煞是威风，成了“吓基层”；在下属和群众面前颐指气使，指手划脚，自以为是，趾高气扬……由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顿生，党群干群关系疏远。只顾摆“官样”，时时处处要显示做官的优越和面子，就会忘记自己的公仆地位，在一定成程度上影响为民服务和履行职责，与没有“官样”的领导者拉开距离，也就势必引起人民群众的厌恶和不满。这样一来，越是“官样”十足的为官者，可能越是做不好官，提升得越慢，甚至弄不好要丢官。因此，为官者少一些或杜绝“官样”，对国家、人民和自己都是有益的。

　　“官样”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需要刻意表露出来。当官有没有“官样”，不体现在表面上的东西，而是体现在一个官员内在的素质、修养和能力，体现在为人民服务之中，铭记在人民群众的心中。但愿我们的社会有“官样”的官员越来越少，没有“官样”的官员越来越多。倘能如此，则国家幸甚，百姓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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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回忆与李金华审计康华案 拒坐专车毫无官样

　　2008年03月28日 07:21   来源：中国青年报

　　

　　离开审计署多年，很少与那里的人来往。但还是常常惦记着那里的朋友们，也包括李金华。当然，不是因为他是“大官”。

 

    官，没个官样——是我对李金华的最初印象。20多年前，我差不多是踩着李金华的后脚跟来到审计署的。

 

    我从大学来，到大机关里当“小干部”；他从西北的军工厂来，到大机关里当“大干部”，他大我小，但我们的待遇基本相同，都住在一个部队招待所，只不过稍微有点官样的他住单间，而我们是3人一间。

 

    他担任审计署副审计长时，也就四十几岁，副部级干部，按规定有专车，但上下班的时候，经常看到他独自一人溜溜达达。近4里地的距离，每天靠两条腿去量，还不如我的28自行车来得快捷。

 

    有一天上班，半路上下起了小雨，看到金华先生在前面奔跑着，我紧蹬几步追上了他，招呼他坐在我车后面。他一边道着谢，一边上了我的自行车。至此才知道是因为住所与单位近，专车被他拒绝了。有专车不坐，坐我这个二手的“28”飞鸽，真没有官样。

 

    与李金华接触最多的是那年审计“官倒”。审计署对国务院下属的“五大公司”实施全面审计。李金华是“康华公司审计组”的组长，我是联络员。这可能是有审计署以来，级别最高的审计小组。其实级别再高，也有难抗衡的时候。对方随便出一个干部，就可以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客观、公正是李金华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在审计康华公司一个下属单位时，我们发现很多业务没有交税，前后算起来有30多万元。查实后，我起草了《审计决定》，在定性时，我查阅了有关税法，引用了其中的“隐瞒业务收入”一条，并要求其补交税金。这个《审计决定》报给李金华签字下发。

 

    几天后，这家单位的几位负责人拿着《审计决定》找到我，说补交税金没有问题，他们已经交完了，但现在出麻烦了，监察部来人要依据《审计结论和处理决定》对个人进行行政处分。我问为什么要处分个人，他们说就是因为《审计决定》中写了“隐瞒业务收入”这句话。

 

    我仔细一想，这句话确实用词不妥。“隐瞒”必须是主观故意，但我们在审计中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主观故意，而且从账务处理上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编造和作假的行为和过程，其实应该定性为没有主观故意的“漏税”才比较恰当。

 

    我马上意识到这个错误是我犯下的。当时只顾抄书，忘了事实，也误导了李金华。

 

    虽然自己犯了错，但我的第一反应是坚决不承认。按照我所理解的官场潜规则，明知道自己错了，也不能承认，这叫“死扛”！那份红头文件上已经盖着国徽的大印，是随便能改的吗？更何况处分你们与我何关？

 

    当我刚找好“死扛”的理由要告诉他们时，抬眼看到他们充满希望的眼神，我的话又咽了回去。如果这些人就因为我的错误而受到处分，我的良心也说不过去。考虑再三，告诉他们我们再研究一下，让他们先回去等消息。

 

    说研究其实也没什么研究的，考虑最多的是李金华那里如何去说，告诉他我犯了错误，他会是什么态度？如果他同意改过来，会不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拖了两三天，我只好硬着头皮跟李金华说，低着头等着他的批评。没想到他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改过来吧！

 

    我说改过来可能麻烦。他说只要客观、公正，就没有麻烦，只有不客观公正，才是真正的麻烦！

 

    其实他完全可以，也应该将责任全部推给我，骂我一通，然后拒不改正。

 

    修改后的《审计决定》签发了，“隐瞒”二字改成了“漏报”。至于后来是否给李金华带来麻烦，我不得而知。

 

　　审计署的“水”，清得无法实现我“当官发财”的美梦，自己掐算很久，决定“下海”。当我决定要离开审计署时，第一个阻碍就是李金华，他三番五次地找我谈话，希望我留下，但也找不出让我留下的理由，只是翻来覆去地跟我说，总要有人为老百姓做点事！

　　 (作者曾就职审计署，后在摩托罗拉(中国)公司等多家公司任职，现就职于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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