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物价涨幅控在4.8%”想到“每人发1000元”提案
在昨天开幕的十一届一次全国人代会上,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个数据很引人关注,那就是把“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8%左右”。
物价问题关系到民生质量,多年来一直是个敏感问题。自去年以来,随着肉、油、粮等生活必需物品的大幅度涨价,我国物价上涨指数逐月递增,成了举国最为关注的焦点。单从今年1月份物价上涨7.1%的现实看,未来物价上涨趋势还很严峻。这次温总理提出的物价涨幅目标,可谓创近5年来的新高。
从目前物价上涨趋势分析,就国内看,产品商品成本因素最为明显。由于传导效应,农产品价格上涨直接导致其它相关产品价格爆涨,波及面增宽。就国际看,油价、粮价等上涨,都会导致输入性通货膨胀。政府报告指出:由于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还将存在,今年价格上涨的压力仍然较大。同时,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升,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涨过快,因此,今年防止通货膨胀的任务相当艰巨。面对物价接二连三上涨趋势,尽管国人怨声不断,但由于常年来已无奈养成见怪不怪的承受心理,估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8%左右”的目标,人们也会默默接受。况且有人分析,今年“4.8%左右”的目标设置,有专家认为“物价在4%以下为温和可容忍的通胀”,“4.8%左右”目标与去年物价实际上涨水平相比持平,认为国民还能承受,还没有到太“恶化”的地步,是“尊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实事求是”,我认为这只是一相情愿过于乐观的保守观点。未来物价走势能否出现转化而呈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和各地决策层如何应对如何防止是关键,因为混沌的发展趋势难以估量,笔者认为还是持现实、客观、科学、谨慎态度为妙。
谈到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这个问题时,我突然想起在刚刚结束的上海“两会”期间,一个“海归派”政协委员、上海汽车集团副总经济师邢普提出“建议给全国每人发1000元”的提案。提案主要内容为:中国去年的财政收入总计达5万亿元,因此建议政府向每名内地人发一千元,借此拉动内需及帮助贫困人群。这个曾被一些人特别是官员讥笑为“荒谬、怪论和恶搞”的提案,引发起广大网民激烈争论而格外引人注目。提案出台正逢一月份全国CPI指数再度陡攀高峰时刻,人们对物价脱缰难以驾驭微词甚多。据京沪穗三地调查显示,75 .2%的受访者认为邢普的提案具有合理性;三地受访者中39 .6% 的人群认为,该提案合理的原因在于人们的收入增长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显著提高;35 .6% 的人群认为该提案合理的原因在于财政收入增长太快,返利于民合理。三地受访者中,只有24 .8% 的人群认为该提案不合理。尽管邢普本人一度承认他的提案事前没有做过仔细考量。但我总认为那是一定压力造成的违心之说。
针对我国目前和未来的物价上涨趋势,看来邢普的提案并不是什么心血来潮的“胡来”和“开玩笑”,他提案中涉及的“社会分红”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还是有事实依据的,毕竟这个年轻人曾在国外待过多年,熟谙国外一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举措。“社会分红”的提出,大约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 am es M eade ) 是鼻祖。早在1936年,米德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已提出“社会分红”(socia l div id end ) 的构想。他认为“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1938年, 米德在“消费者信贷和失业” 一书中进一步明确将直接分给每个公民的“ 社会分红” 作为“ 反周期”的政策工具,还能使它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大消费的作用。现在,这种“社会分红”让国民特别是社会底层人群得到实惠现象,已在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实施。
例如新加坡在今年2月15日宣布:全体新加坡人将获得政府送的农历新年红包。因为新加坡财政盈余达64亿新元(约合人民币320亿元),创下1994年以来最高纪录。因此,新加坡政府决定从中拨出18亿新元(约合人民币90亿元)还富于民,其中8.65亿新元(约合人民币43亿元)将分两次在今年4月和10月,作为分红发给年满21 岁的国人,而穷人与老人受惠更多。据数据显示:目前,新加坡约有30万工人月收入不足1200新元(约合人民币6000元),属于低薪阶层。所以新加坡政府把帮助弱势群体走出困境,作为“分红”的核心原则,在惠及每一个新加坡公民的基础上,又向老年人、低薪工人和困难家庭倾斜。另外,为强化教育投资,针对所有2008年介于7岁至20岁的孩子,也按与家庭资产成反比的原则(请注意:“与家庭资产成反比的原则”这句话——笔者按),给予每人最高600新元到最低150新元不等的津贴。对此,有新加坡的政府官员指出,人们在领取“红包”时,应该明白这是政府制定谨慎有效的政策才换来的盈余,换句话说就是要理解为“政府勤奋,人人才有份;有的多有的少,看你年轻还是老”。
新加坡政府与人民分享国家进步果实,在华人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据说台湾地区的部分民众更是在羡慕之余,质疑民进党当局“执政”太无能;在香港2月27日通过的“财政预算案”中,香港市政府也仿效新加坡的做法,计划把400亿港元(约合人民币370亿元)以多种形式回馈市民,尤其要向老人倾斜,希望他们也能分享到香港经济增长的成果。
而类似这个问题在我国的提出,邢普先生也不是第一人。最先公开提出系统的社会分红方案的是崔之元先生。他2006年就建议成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按他的设想,这将由166家中央国企利润的50%作为本金组建,再将“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投资收益的50%作为社会分红发给每个公民个人。是否认可或实施,笔者不是专家,手头没有资料,结果不得而知。
看来如何用国民积累用“社会分红”的形式反馈为国民的实惠,是世界所有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共识。
以上阐述是我根据有关资料的汇总,自然是呼应邢普先生的那个涉及国家财政政策的严谨提案。我认为,倘若有国家级的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把这个提案提到“两会”中间,或许权威性、影响性、实施性会更大些,而且作者提出的具体操作模式,也远比诸多空谈目标、充斥口号的提案更可行。当然,中国是一个大国、相对穷国和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自己的特色国情,制度规范、经济积累相对还远没有达到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各国各地区的做法如果全部盲目照搬也不现实。但这种令人神往的美景或许是我们未来的宏伟蓝图。不过针对目前物价上涨指数攀高、国家JDP增大积累增多而工资增长幅度相对还小的情况下,每个国民发1000元“补贴”,国家财政还是能承受的。13亿人口,每人发1000元,不过是1·3万亿元,刚刚抵过公仆“三公”消费的款额。再说,每人发1000元的好处大大的,用邢普的话说,“每人发放1000元的好处,在于改变行政投放中的寻租,让人民直接享受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舒缓通货膨胀带来的民怨;在于能迅速刺激国内消费市场,去除行业游说和资本利益集团的偏袒受益;还在于劫富救穷。1000元的边际效益,对于广大农村地区和城市低收入者来说,是大大高于中产阶级等高收入人群。但从根本上来说,刺激消费,从全国经济的总体增量来说是有益的,会刺激百业的发展,对有为的中产阶级和资本者是有利的。同时,每人发放1000元的政策及相应机制也将根本改变投机者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增加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通货膨胀最大的害处之一,在于改变分配,使底层百姓受到伤害。但每个国民发放1000元的计划,将舒缓这种道义压力。而且可以形成制度,根据CPI值,定期发放补助。如此,增加了货币供应的灵活性,从货币投放的根子上,改变外国投机者的预期。”
是啊!如此利大于弊的可行提案,为什么不能堂而皇之递交全国“两会”认真讨论?当然啦。“你说花13000亿值不值得,那是决策部门的事情”(邢普语)。
2008年3月6日中午草草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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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很好
雷声大,雨点小~~~~~~
只能说中国太大了,人口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