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就范美忠地震到来之时丢下学生独自逃命的事件，在网络上炒得沸沸扬扬。大都是对范美忠老师的行为进行谴责，更有甚者，将范美忠行为上纲上线，骂个狗血临头，便有点过了。

大家知道，当灾难突然临头的生死关头，人的第一下意识冲动就是选择尽快逃命。这是一个正常人起码的反应，也是真实的，天崩地裂瞬间没有丝毫去深思熟虑更多的理智问题空间，充其量稍微定神自身没有危险再去办其它的事情（例如救人、抢险等）。因此客观讲，范美忠兔子般优先逃命之事本身并没有什么大错。他错就错在事后过于直白的洋洋自得“大实话”炫耀——尤其是抗震救灾的非常关键时刻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范美忠事件，究其根源，反映的是一个道德与生命激烈碰撞的现实问题！

东方人（尤其是我国）自古以来崇尚道德至上，以己德换取己命往往会传为美谈——这与西方人的观点截然相反。历史看，谈论高尚的道德命题不是新问题。危难时刻是否践诺道德舍己救人（或舍己救公财、物），往往与成本代价和事后影响成正比或反比，也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个人道德优和个人性命的先后优选问题，也是自古以来国人褒贬的话题。“士可杀不可辱”，反映的是国人理想，是宁可遭受杀身之祸也不愿意丧失个人尊严，这尊严，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对道德崇尚。这种道德标准，往往是统治者根据自己需求而制定的。因此，我们青岛地区两千年前的田横老前辈与其齐国500流散食客，为了忠国不愿降汉，毅然自刎以求气节，反映的是国人自古以来“德”高于“命”的美谈楷模，这种“德”，也为统治者所津津乐道的，难怪司马迁事后感慨地道：“田横之高节，宾客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同样，在历来变幻不同的“德”优先的情况下，民间也会产生大量的非人性的“贞节烈女”等现象。这样的事例历史很多。就拿到今天，我也能举出一大把事例说明，例如上海知青金训华为捞林场的一块木头，不惜跳入滔滔黑龙江而献身；一批在安徽黄山茶林场的上海知青（多为女知青）为抢救茶林，被无情洪水吞噬；军校硕士生张华为救一落入粪坑老叟而光荣牺牲；等等等等。这些事迹曾引发国人“值不值得”的大讨论。这种看似得不偿失的惨痛代价，除了给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或道德）的高大形象遗产外，实际上给人一种难以争脱并困惑的两难选题：“道德”与“生命”二者选其一，究竟谁为先？

而西方人崇尚人本至上，这与我们不同。因此，国人常常看到我们这种现象：战场上我方宁可战死也不当俘虏，战死者可能是英雄，可能光宗耀祖；被俘者可能是叛徒，可能贻害子孙后代。这种观念对不对呢？我的观点是：并非无道理，但也并非有道理。有道理是说人应该保持有道德有气节等人性优点，无道理是牵强附会容易造成冤假错案伤害一批人而忽视人性的弱点。我们常常会看到过去西方一些国家士兵参与世界战争时，都会随身携带自己国家分发的多种语言“投降书”，国人讥笑其“贪生怕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表面看这反映的是崇尚个人存在价值的“保命”，实际上反映的却是以人为本的“保存生命和实力”的终极目的。其实一些国家在关注人本前提下，其道德伦理观念一点也不比我们东方人差，这与他们传统的宗教信仰氛围有关。看了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人们不会忘记，为什么美国用“得不偿失”的“八个救一个”的代价去折腾？这，或许能给让我们悟出一些什么来。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德”不重要。德，有公德和私德之分。公德主要反映在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一种高尚情操；私德主要是个人修养及处理家庭、社交关系的德行。私德是公德的基础，需要通过私德的积累而上升为公德层面上。坦率讲，我们当今社会现实的私德并非乐观，这从人们社会交际和商品流通领域充满大量假冒伪劣货色，以及丧失公信力和诚信力下降的现象不难得出结论。同样，我们社会存在“公德和私德错位”现象。这种现状的潜移默化养成，使个人品德形成一种自己独特的规律和特色，直接导致社会文明发展中出现很大的阻力。口头上喊的和实际做的极为脱节，甚至南辕北辙。单纯的非强制化的软效应几乎不起作用，如“自律”、“自我批评”等等。这是我们社会需要自我审视的大事情。当我们用理想的公德去要求一些连“私德”都做不好的人时，往往会出现令人尴尬的场面。因此，当出现一些遭人谴责的违背公德的现象或人和事时，那他（它）会成为风口浪尖上的焦点，就很难用公德去要求或说明得了的；因此，无论是一个官员，一个精英，抑或一个公民犯事，社会舆论都会以公德这个单一道德标准去严格审视，从而忽视现实私德的基础现实。

道德无论公德还是私德，都不回避“私欲”在人身上的存在，只是这种私欲是否服从大局这个判断层面上。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发表一篇短评，说“私欲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遭到人们的批驳。其实私欲既是万恶之源，也是发展动力，反映了私欲是把“双刃剑”的正反两个不同侧面——否则人类与不能进化的动物没有什么两样了。人不是生活在理想的乌托邦里，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更不是生活在精神物质极大丰富的“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况且共产主义社会也有先进落后之分。理想的道德不能脱离现实而苛求，我们毕竟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自己特色的国情，人们的思想觉悟离未来蓝图相差十万八千里。正是因为现在多数人的自私本能，才显得少数人高尚的可贵。我们时代需要英雄，但你总不能让所有人都成为英雄——起码现在不行。以德自律独善其身处处慎独不贪生怕死的高尚人，相对缺乏这些道德理念的其他人群来讲，毕竟是极少数，否则，我们就没有年年月月日日宣传推广那些英雄楷模让大家学习效仿的必要了。是人，都有七情六欲，人，毕竟不是耶酥安拉佛祖，有其优点和弱处。一个人优大于弱，往往会在大难时刻凸显高风亮节，也就是见义勇为的行动，甚至做出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这里除了本人长期道德信仰等理念的沉淀积累的自然形成有很大关系外，也于身处特殊环境的决定、特殊事情的转化、稍纵即逝的机遇、带有偶然性的否极泰来等等条件有关——是谓“时世造英雄”。一个临危不惧舍身救人的举动和产生良好效果（这种效果因某种需求有关。当然，实际得不偿失的效果也不能“以胜败论英雄”），应该是大多数人们学习的榜样。一种人性弱点战胜自我的现象，我们也不必刻意谴责——只要他不是故意的，只是弱点本能的反馈。对这种人，需要帮助引导乃至批评教育，一棍子打死似乎很不近人情。

扯远了——话回到范美忠事件上。

大难临头，求生本能会下意识指使人们竞相逃命做鸟兽状是常态；大难临头，人们纷纷都不顾个人安危去舍己救人是非常态。常态是必然，非常态是偶然。也许那些理想的“卫道士”可以表面视而不见、其内心极其痛苦着予以否认，那也是没有办法的现实。实际上，险境下先自己逃脱，然后审时度势决定再救其他人，或不顾个人安危先去救他人这两种现象都存在。但后者在结果未卜前提下，双方都逃脱或双方都伤亡的两种后果都有可能发生。一般人们会根据最终结局再按价值观的是否划算评判的。倘若加上道德审视，情况往往显得复杂而大相径庭。这是个两难选择，就像玩俄罗斯轮盘赌命游戏。而“坏事变好事”像变换掌股中的纸牌，都可以从某个角度选出自己需要的优劣典型予以贬褒实用而出牌。

范美忠丢下学生只顾自己逃命，实际上就是人们弱点在灾难降临之机的下意识自然反馈。单就这种反应我开头讲了，不难理解。他只是客观反应了一个平常人私欲暂时战胜自我的瞬间。因此当时内心的“一闪念”也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秘密，大家心知肚明不再点破就是了，不必事后一番“大实话理论”自我表白。不顾目前场合的自我宣扬，本身就是“迎风上”的自讨麻烦，不足为训！这里，我不禁想起3年前湖南株州市也有一位叫尹健庭的先生，曾向自己的学生灌输“读书为了挣大钱娶美女”的观点而惨遭暴轰。据说尹老师最终受到被教育局开除（最终结局我不得而知）的厄运。这件事与范美忠颇有相似之处，令人感慨我们一些老师的不敢恭维素质的客观存在，也感叹时世造就了这样一些“灵魂工程师”怪胎的必然。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是反映了近30年前刚刚从那场浩劫中剥离出来一些“潘晓”式青年的迷茫信条，曾引起全国的激烈争论。尹健庭、范美忠等人的“高论”，我不知道是否也反映一种当今某些青年人的迷茫呢？或许这是人们不便点开的私下追逐而故作高尚的雾里看花装憨。看来，还有待将来人们的自我剖析和自我反省的大胆敞开襟怀的时机……

范老师或许是“私德”并不完善的人，此刻倘若硬要用什么“公德”标准严格要求，似乎有点荒诞的不切实际的牵强。他最终结局是什么我不得而知。但真心希望他从此事中能接受教训，更希望人们从尹健庭、范美忠等人的言行中汲取某些教训！

我看有的网友用战场士兵临阵脱逃事例，来与范美忠丢下学生只顾逃命比较说事。这种比喻貌似有理，但不可推敲。大家知道，士兵的主要职责是战斗（或保家卫国），教师的主要职责的教书（或知识育人）。一个士兵临阵逃脱是丢弃职责，一个教师地震逃脱是只顾逃命，与教书职责没有必然联系。二者都是贪生怕死，但反映在职责上毕竟是两种概念——你可以谴责他的道德问题，但与职责基本无关。

看来，道德与生命、勇气和懦弱的争论还将继续争论下去。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曾呼喊“这个世界脱了轨了，偏我有责任要把它修好”，是一种悲愤问天的无奈。在社会现实氛围和理想教育实效强烈反差的今天，我们现今开始强调“以人为本”的同时，就如何鉴别“以自我为本”还是“以他人为本”的内涵选择趋向，的确是个考验国人实际秉性的辨解难题，也是给我们未来国民素质教育的趋向上，如何本着尊重“实事求是”原则客观进行所提出的尖锐命题。

对那些在这次强震面前不顾个人安危甚至献出生命积极抢救学生的老师，我始终怀着崇敬心情怀念他们，他们的确是为人师表的楷模，是值得广为宣传和报道的。对范美忠的言行（特别是那番言论）流露，我当然极不赞赏，但他透出的个人利益碰撞公众道德的深层次含义，却是未来我们应该极度自我审视和社会反醒的普遍事实。

一个时代总会产生一批人。事后诸葛的“打死老虎者”或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人人都会做，都会拿一种局外人的理想道德去衡量现场当事人道德的是是非非，因为这样做最省事，也最时髦。此刻，一些国人似乎都游离于自我外，去充当评判道德的行家里手，彰显自我境界如何如何的高尚。这种“网络审判”往往显得很黄很暴力，实际暴露了我们的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病。也是忽视自身“私德”素质强化而强求他人严操“公德”的霸道行为。范美忠事件以及类似的事件的喧嚣，难道我们看的还少么？

因此，希望更多的朋友扪心自问或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如果敢于亮出自身灵魂深处的“底牌”，假设自己就是范美忠，在那种危机时刻，是否也会扮演范美忠的角色呢？

这里，我绝没有为范美忠老师逃命一事的任何辩解意思，只想客观谈谈对这件事的泛义看法。将心比心，在反思这种现象时，我们更需要宽容。当然，我这个帖子会遭到网友们类似对范老师般的狂轰滥炸的（当然也有做“打酱油”角色的），我会被他们板砖马扎砸得头破血流。不要紧！我先备好纱布药水故作包扎状。

                      2008年6月3日早

“务实”的嬗变

■　旧贴重粘

　  　“实”可谓中华传统美德中最宝贵的一种美德，它包含诚实、真实、踏实、务实……千百年来，无数先贤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将“实”字首推为第一原则。
　　作为对几十年“左”思想和路线的“务虚”的一种反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央决策层“求真务实”口号的提出，“务实”已经成为人们从宏观到微观“言必称” 的一种时髦现象。  
　　何谓务实？笔者查阅的《新华词典》是如此解释的：“指研究和讨论完成某项工作的具体办法。”那么，“务实”的外延我们是不是还应该这样理解：用实事说话、不讳言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突出的矛盾。因此，务实在品格上，它是正直的象征；在学习中，它是求真的基石；在工作中，它是务实求效的原则。
　　务实好不好？当然好！问题是我们的“务实”是否已经异变或者说是异化。务实和高效应该是政府机关工作的灵魂。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讲实效、办实事，是务实的起码标准。因此，“务实”绝不能庸俗化，更不能形成一种以“务实”为名蛊惑人们趋炎附势，变成了市侩和投机的代名词和动人的口号。  
　　可现实中的“务实”又是怎样的呢？  
　　现实中有一段流传很广的讽刺“新三大作风”的民谣：“理论联系实惠；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密切联系领导”。颇能反映当今货真价实的“务实”真谛。它虽然讲的是官场，但各个领域通用。一个商人可以不讲良心和诚信获取不义之财被冠为“务实”；一个卑劣小人可以通过送礼行贿官运亨通而被认为“务实”……于是“务实”成为一种百姓认为“本事”、官员认为“政绩”的市侩和投机的行为了。  
　　我搞了30年的政工工作，可以说是从事“务虚”的。“务虚”内容恐怕都是围绕意识形态或理想展开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治思想工作或称思想宣传工作。这种“务虚”的终极落脚点应该是在“务实”上。记得1965年底《人民日报》曾写了一篇社论，称政治好要落实到业务上，竟遭到当时《解放军报》连续八、九篇社论的批判。实际上，政治好如何评定？还不是用工作和业务的成果来衡量？但我们至今许多人仍不承认，仍在以“务虚”的东西来抗衡真正的务实行为。但现实令人困惑的是，当人们在现实中看到许许多多弊端时，我们又能从过去的这种行为中得到了什么？如果我们不是掩耳盗铃或此地无银三百两、敢于正视现实的话，我们不能不说这种虚假的“务虚”工作，在虚假的“务实”现实面前被羞辱的如此苍白，像一个本不检点的女子被强奸后仍称处女而令人尴尬。  
　　现在看来，我们单独强调“理想”或单独强调“务实”都是很片面。  
　　过去几十年的各种政治运动，是借助人们的理想兴起的，直至文革后期，人们在“性恶”的人整人的轮回中开始厌恶“理想中的政治”，变得想务实了。于是，“四化建设”的“党的基本路线”取代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基本路线”。但二十几年过去了，国家许多东西上去了，也引起世人的注目，但两极分化，官员腐败、世风低下，治安混乱等现象却有增无减。在“务实”的口号蛊惑下，许多人不择手段投机取巧、拍马溜沟、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踩人上爬，现实也确确实实造就了这么一大批人物，看看政界、商界诸多领域便可明了。人们在这种畸形的“务实”面前，又终于怀念起毛ZE东时代的“理想”的东西。于是，“理想——务实——理想……”公式似乎成了一种宿命的“怪圈”。  
    这就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轮回的嬗变魔法，回味怪有意思的。但冷静反思，却又是极为严肃的话题。  
　　最近从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叫《丑陋的中国大学生》，人们在谴责这些大学生时，有没有人想到，他们之所以这样庸俗的“务实”几近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究竟谁之罪？是我们，是体制，抑或是社会？  
　　学生历来起着是革命的先锋和桥梁作用，如今沦为急功近利、不闻大事的庸人，曾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莘莘学子的豪气都没有了，应该说是大学生的悲哀，或许更是国家和民族将来的悲哀。  
　　正是由于这种理想与现实交叉点如何的结合始终没有解决好，造成今天人们思想、道德、伦理等等的混乱。急功近利与非法获利成为时尚而被当作“本事”青睐着。这也正是当今大学生为生存和出人头地的彷徨、苦恼和浮躁的根由。  
　　如今学生“务实”——“务虚”的理想被实惠替代。从1998年开始搞“教育产业”，这些曾是天之娇子的大学生，一夜之间跌入自缴不菲的学费，并且不包分配，一种失落感油然而生。理想岗位的不足和残酷竞争，以及社会各种不良的影响，使这些大学生未踏入社会，便变的老成和世故。我的孩子马上就要毕业，四年本科的艺术类本科花费7万余元，几乎耗尽我和老伴（失业10年）准备养老微薄储蓄。而实际孩子们学到什么？——低知识低质量，高市侩高投机。他们的最高“理想”最“务实”：尽快不择手段谋取一份即体面，又赚钱快的工作。至于什么思想、道德，全部滚他妈的蛋。——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对我们长期脱离实际、多年过于理想化的意识形态的一种报应。用马克思引用海涅的话来说，就是“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问题是：现实的污秽正“演变”着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知识、应变能力和狡黠远远高于他们淳朴的长辈。一些年轻干部用“表面一团火，脚下使绊子”来形容他们的所作所为一点也不过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人们常说“如今年轻有知识的干部办缺德事更高明”的道理。  
　　我们谴责一些大学生的龌龊，应该更多看看我们自己（特别是一些身为百姓衣食的“父母官”）行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正是自己的“影子”的反馈。因此，更多的指责往往应该是我们自己，抑或造成这种环境的扭曲社会。如何将SARS病真情公布于众并采取防范措施，是为民的“务实”；而采取隐瞒实情满嘴高调，是为“官”的“务实”。因此后一种“务实”，是典型的“务虚”。我们难道不应该从这种不道德的“务实”现象中摆脱出来吗？  
　　我曾有过理想，而且简直达到虔诚和狂热的程度，后来看的多了便无形之中逐渐开始反思；现在我想务实，但现实中的许多“务实”又往往是卑劣小人的伎俩为我所不齿。如何在理想与务实中找出一个平衡点来，是我自己几十年的踯躅和彷徨。不过最终我还是理解为：乌托邦式的“理想”与葛朗台式的“务实”，都不可取。我们应该是：务实的“理想”与理想的“务实”相结合的交融点——一种真真的道德规范和人性良知流露，而不是掮客们的混帐“说教”和市侩们的实用主义手段。  
　　早在13年前，我曾写了一首《冰与火》的小诗，颇能反映当时自己的复杂心情，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或许有一天/冰向火走来/冰，没融化/火，却灭了。

　　　　　　　　　　　　　　2003年4月27日

      附录：

      看“跑跑”“跳跳”PK后……——再谈“我看范美忠事件”

    http://blog.qingdaonews.com/4/36359/archives/2008/252779.html

    “范跑跑”砸饭碗，谁最应该反思？” ——三谈“我看范美忠事件”